網絡熱傳的賽道“盲人在盲道被電動自行車撞擊反遭斥責”視頻，被北京警方戳穿“實為虛假擺拍”后，盲人媒體又挖出了更多背后的主播正制造系南京大學成人教育學院東西——MCN機構正將擺拍殘障人士處境“產業鏈化”。

據瀟湘晨報報道，統性有視障人士透露曾收到某MCN機構的傷害招募公告，對方希望視障者“配合團隊拍攝計劃”，賽道并“優先招募女孩”。盲人該機構離職員工稱，主播正制造系盲人主播賽道已經飽和，統性“前期必須得投流，傷害后面還得擺拍。賽道”

招募、盲人賽道、主播正制造系投流、統性擺拍……當這些指向鏈條化操作的傷害詞匯被用在殘障人士身上時，難免讓人心生不適——當“盲”從一種身體狀態變為一種流量密碼時，很多事情明顯變味了。

制造“符合預期的困境”

作家史鐵生曾說過：人所不能者，即為限制，即殘疾。殘障人士因為身體上多了些“限制”，往往跟“老弱病幼”并列被視作特殊困難人群，天然容易激發人們的同情悲憫之心。

現在看，殘障人士的這般境遇跟社會大眾的這種心理，就被某些MCN機構捕捉到了。他們將殘障人士的遭遇變為可批量生產的內容素材，將大眾的善意變為可輕易利用的廉價燃料，繼而調制出一盆盆新鮮出爐的“憤怒誘餌”來。

不得不說，這些MCN機構很善于解鎖流量密碼，也很懂“逐流量水草而居”。

在玩情緒操控把戲方面，他們是專業的：他們很會“選餌”，識別爭議性話題和沖突性元素（如性別對立、地域歧視、代際沖突、階層差距等）；會“制餌”，將極端標簽、反差情節、失真細節等精心調配糅在一塊；會“下鉤”，通過吸睛標題、扎眼封面撩撥網民情緒；會“收網”，南京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將獲取的流量想盡辦法變現。

他們定向招募那些盲人做主播或演員，與其說是出于愛心助殘目的，不如歸為基于商業算計結果：他們知道，在當下網絡中，最能刺激大眾點擊、互動、傳播的，就是強烈的情感沖擊，而制造“憤怒誘餌”以激起大眾不滿不忿，一再被驗證具有極高的轉化率。殘障人士遭遇的刁難、刺痛、欺凌，極易觸發公眾情感反應，“殘障身份+沖突場景=高關注度”的流量公式已屢試不爽。

那些MCN機構看重的，不是殘障人士作為“人”的社會價值，而是他們身上可以榨取的流量價值，所以他們會“精準拿捏”。

這類精準拿捏，體現在許多細節中：如“優先招募女孩”，背后是對性別跟身體狀況等因素的流量激發 “疊buff”（源自游戲術語，現指一個人身上疊加了多種特質、身份或優勢，變得更強或更特殊）考量；如制造出盲道被占、出行被撞、受傷反被斥責的場景，則制造出了強與弱、善與惡同框對照的巨大張力。

實質上，這是在制造一種“符合預期的困境”。這里的重點不是“困境”，而是“制造”，困境只是被制造出來的一種可以被算法識別、被網絡追捧、被情緒消費的標品。

在此過程中，殘障人士會被“物料化”，他們失明的具體原因、生活的坎坷程度、家境的悲情指數，都被拆解為一個個流量參數；他們原本平淡的日常生活，也因為要屈從吸引流量要求而要接受“戲劇化改造”。

這次事件就是典型注腳。其操作手法跟社會紀實有著明顯區別：社會紀實是記錄真實生活，這類“釣魚式拍攝”是在制造看似真實的生活情境；社會紀實是“發生了，所以拍下來”，“釣魚式拍攝”是“為了拍下來，所以讓它發生”。就連那些補鏡頭式擺拍，也無法跟它并論：前者只是假冒真實發生，后者則要在故意扭曲現實場景的假冒中干預、影響現實。

以邊緣群體痛點為腳本，由健全人扮演或指令殘障者演繹，用虛構的沖突場景激發受眾的共情反應，然后就是起號、做大、變現全流程……拿殘障人士當道具的“釣魚式拍攝”，具體玩法也許千差萬別，基本套路卻高度雷同。

殘障人士不是擺拍工具人

不是說殘障人士在出行中遇到障礙、在生活中遭受白眼之類的困難不存在，也不是說客觀呈現此類困境不可取，只是當這些困難在劇本引導下被高頻性、模式化呈現時，它顯然并非致力于解決問題，通常只會制造出更多問題。

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曾提出“超真實”概念——當擬像比真實更真實時，真實本身便會消隱。那些打著紀實名號的擺拍，就是在刻意模糊真實與虛構的邊界，導致假作真來真亦假的局面。

一方面，此舉會透支社會信任：每一次“狼來了”的欺騙，都在抬高公眾的同情閾值，消耗社會的信任存量，讓真正需要幫助者未來可能遭遇“無人相信”的困境。

長此以往，面對真實殘障人士的求助時，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可能不再是伸出援手，而是質疑“這是不是擺拍”。

另一方面，此舉會消解問題的嚴肅性：公眾注意力在被那些虛假沖突吸引的同時，容易忽略殘障人士社會融入難連著的深層次困境。

特別是擺拍被戳破后，大家的關注點會被那些反轉元素帶著跑，真實問題會淪為鬧劇的背景板，進而出現“該關注的得不到關注，不該關注的被過度關注”的錯位畫風。

非但如此，此舉還是對殘障人士生存空間的擠壓，對其基本尊嚴的抹殺。

當獲得關注的門檻被各種演繹推高時，必然會出現“不賣慘不出格不獵奇就難獲關注”的逆淘汰局面，盲人主播“賽道”也就會走向畸形。如此一來，那些懂得腳本設計、情緒煽動、投流技巧的機構賬號，會無形中擠壓那些靠真實經歷、才藝輸出的盲人主播的生存空間。更重要的是，殘障人士的尊嚴會在淪為擺拍工具人中被褫奪。

在被機構裹挾成為按照劇本表演的工具人、造流量機器中的可替換零件后，那些殘障主播就不再是有血有肉的個體，而是被貼上“弱勢”“苦難”等標簽的符號，他們會失去主體性，聲音被過濾、需求被忽略，真實生活、復雜情感被扁平化為“被撞”“被斥”“被拒”的遭際。

這是他們真實生活的窄化，他們身上的豐富性被抽走了；也是對他們尊嚴的剝奪，將他們的存在價值壓減為“在鏡頭前展示和販賣不幸”，形同于對他們的數字凌辱。

真實可信，充滿戲劇性，被攝像鏡頭完整拍下來，在大多數時候，這都是“不可能三角”。那些將殘障人士道具化的擺拍，就在挑戰這點，也在制造對殘障人士的“系統性傷害”。

說這些，并非要否定讓殘障人士融入數字生活的可能——平心而論，無論是短視頻、直播，還是有聲書錄制、語音陪伴等新業態，都打破了物理空間與視覺障礙的雙重限制，讓不少殘障人士得以憑借聲音、才藝與個人經歷拓展就業途徑與收入渠道，部分殘障主播帶貨的景象，也是對“平等參與、共享發展”理念的注解。

但當數字經濟帶給盲人的新就業形態被擺拍、投流、套利侵入，他們淪為流量道具，那數字包容也就極易變成數字侵害。

面對這般情形，社會能做的有很多，如平臺加大對消費利用殘障人士內容的打擊力度，MCN行業加強自律，公眾要理性判斷……

但從根本上講，是要換一種“算法”：這種算法看重的不是沖突、噱頭和吸睛敘事，而是以平等尊重為核心權重，以真實生活、個體價值、人性溫度為關鍵指標，最終呈現出包容、平等、溫暖的人文底色。

畢竟，殘障人士需要的，不是俯視，更非蔑視，而是平視。

網絡熱傳的“盲人在盲道被電動自行車撞擊反遭斥責”視頻，被北京警方戳穿“實為虛假擺拍”后，媒體又挖出了更多背后的東西——MCN機構正將擺拍殘障人士處境“產業鏈化”。

據瀟湘晨報報道，有視障人士透露曾收到某MCN機構的招募公告，對方希望視障者“配合團隊拍攝計劃”，并“優先招募女孩”。該機構離職員工稱，盲人主播賽道已經飽和，“前期必須得投流，后面還得擺拍。”

招募、賽道、投流、擺拍……當這些指向鏈條化操作的詞匯被用在殘障人士身上時，難免讓人心生不適——當“盲”從一種身體狀態變為一種流量密碼時，很多事情明顯變味了。

制造“符合預期的困境”

作家史鐵生曾說過：人所不能者，即為限制，即殘疾。殘障人士因為身體上多了些“限制”，往往跟“老弱病幼”并列被視作特殊困難人群，天然容易激發人們的同情悲憫之心。

現在看，殘障人士的這般境遇跟社會大眾的這種心理，就被某些MCN機構捕捉到了。他們將殘障人士的遭遇變為可批量生產的內容素材，將大眾的善意變為可輕易利用的廉價燃料，繼而調制出一盆盆新鮮出爐的“憤怒誘餌”來。

不得不說，這些MCN機構很善于解鎖流量密碼，也很懂“逐流量水草而居”。

在玩情緒操控把戲方面，他們是專業的：他們很會“選餌”，識別爭議性話題和沖突性元素（如性別對立、地域歧視、代際沖突、階層差距等）；會“制餌”，將極端標簽、反差情節、失真細節等精心調配糅在一塊；會“下鉤”，通過吸睛標題、扎眼封面撩撥網民情緒；會“收網”，將獲取的流量想盡辦法變現。

他們定向招募那些盲人做主播或演員，與其說是出于愛心助殘目的，不如歸為基于商業算計結果：他們知道，在當下網絡中，最能刺激大眾點擊、互動、傳播的，就是強烈的情感沖擊，而制造“憤怒誘餌”以激起大眾不滿不忿，一再被驗證具有極高的轉化率。殘障人士遭遇的刁難、刺痛、欺凌，極易觸發公眾情感反應，“殘障身份+沖突場景=高關注度”的流量公式已屢試不爽。

那些MCN機構看重的，不是殘障人士作為“人”的社會價值，而是他們身上可以榨取的流量價值，所以他們會“精準拿捏”。

這類精準拿捏，體現在許多細節中：如“優先招募女孩”，背后是對性別跟身體狀況等因素的流量激發 “疊buff”（源自游戲術語，現指一個人身上疊加了多種特質、身份或優勢，變得更強或更特殊）考量；如制造出盲道被占、出行被撞、受傷反被斥責的場景，則制造出了強與弱、善與惡同框對照的巨大張力。

實質上，這是在制造一種“符合預期的困境”。這里的重點不是“困境”，而是“制造”，困境只是被制造出來的一種可以被算法識別、被網絡追捧、被情緒消費的標品。

在此過程中，殘障人士會被“物料化”，他們失明的具體原因、生活的坎坷程度、家境的悲情指數，都被拆解為一個個流量參數；他們原本平淡的日常生活，也因為要屈從吸引流量要求而要接受“戲劇化改造”。

這次事件就是典型注腳。其操作手法跟社會紀實有著明顯區別：社會紀實是記錄真實生活，這類“釣魚式拍攝”是在制造看似真實的生活情境；社會紀實是“發生了，所以拍下來”，“釣魚式拍攝”是“為了拍下來，所以讓它發生”。就連那些補鏡頭式擺拍，也無法跟它并論：前者只是假冒真實發生，后者則要在故意扭曲現實場景的假冒中干預、影響現實。

以邊緣群體痛點為腳本，由健全人扮演或指令殘障者演繹，用虛構的沖突場景激發受眾的共情反應，然后就是起號、做大、變現全流程……拿殘障人士當道具的“釣魚式拍攝”，具體玩法也許千差萬別，基本套路卻高度雷同。

殘障人士不是擺拍工具人

不是說殘障人士在出行中遇到障礙、在生活中遭受白眼之類的困難不存在，也不是說客觀呈現此類困境不可取，只是當這些困難在劇本引導下被高頻性、模式化呈現時，它顯然并非致力于解決問題，通常只會制造出更多問題。

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曾提出“超真實”概念——當擬像比真實更真實時，真實本身便會消隱。那些打著紀實名號的擺拍，就是在刻意模糊真實與虛構的邊界，導致假作真來真亦假的局面。

一方面，此舉會透支社會信任：每一次“狼來了”的欺騙，都在抬高公眾的同情閾值，消耗社會的信任存量，讓真正需要幫助者未來可能遭遇“無人相信”的困境。

長此以往，面對真實殘障人士的求助時，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可能不再是伸出援手，而是質疑“這是不是擺拍”。

另一方面，此舉會消解問題的嚴肅性：公眾注意力在被那些虛假沖突吸引的同時，容易忽略殘障人士社會融入難連著的深層次困境。

特別是擺拍被戳破后，大家的關注點會被那些反轉元素帶著跑，真實問題會淪為鬧劇的背景板，進而出現“該關注的得不到關注，不該關注的被過度關注”的錯位畫風。

非但如此，此舉還是對殘障人士生存空間的擠壓，對其基本尊嚴的抹殺。

當獲得關注的門檻被各種演繹推高時，必然會出現“不賣慘不出格不獵奇就難獲關注”的逆淘汰局面，盲人主播“賽道”也就會走向畸形。如此一來，那些懂得腳本設計、情緒煽動、投流技巧的機構賬號，會無形中擠壓那些靠真實經歷、才藝輸出的盲人主播的生存空間。更重要的是，殘障人士的尊嚴會在淪為擺拍工具人中被褫奪。

在被機構裹挾成為按照劇本表演的工具人、造流量機器中的可替換零件后，那些殘障主播就不再是有血有肉的個體，而是被貼上“弱勢”“苦難”等標簽的符號，他們會失去主體性，聲音被過濾、需求被忽略，真實生活、復雜情感被扁平化為“被撞”“被斥”“被拒”的遭際。

這是他們真實生活的窄化，他們身上的豐富性被抽走了；也是對他們尊嚴的剝奪，將他們的存在價值壓減為“在鏡頭前展示和販賣不幸”，形同于對他們的數字凌辱。

真實可信，充滿戲劇性，被攝像鏡頭完整拍下來，在大多數時候，這都是“不可能三角”。那些將殘障人士道具化的擺拍，就在挑戰這點，也在制造對殘障人士的“系統性傷害”。

說這些，并非要否定讓殘障人士融入數字生活的可能——平心而論，無論是短視頻、直播，還是有聲書錄制、語音陪伴等新業態，都打破了物理空間與視覺障礙的雙重限制，讓不少殘障人士得以憑借聲音、才藝與個人經歷拓展就業途徑與收入渠道，部分殘障主播帶貨的景象，也是對“平等參與、共享發展”理念的注解。

但當數字經濟帶給盲人的新就業形態被擺拍、投流、套利侵入，他們淪為流量道具，那數字包容也就極易變成數字侵害。

面對這般情形，社會能做的有很多，如平臺加大對消費利用殘障人士內容的打擊力度，MCN行業加強自律，公眾要理性判斷……

但從根本上講，是要換一種“算法”：這種算法看重的不是沖突、噱頭和吸睛敘事，而是以平等尊重為核心權重，以真實生活、個體價值、人性溫度為關鍵指標，最終呈現出包容、平等、溫暖的人文底色。

畢竟，殘障人士需要的，不是俯視，更非蔑視，而是平視。